人物之学也”，包括天文学、地质学，“人有解剖，有体用，有心灵，有种类，有群学，有历史，物有动物，有植物，有察其生理者，有言其情状者。”[31]在严复提出的这个科学系统中，以逻辑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包括了应用科学、思维科学和各种社会科学。沟通自然与人事的是群学，即社会学。在严复看来，“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惟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32]联系严复对西方社会学的研究与翻译斯宾塞《群学肄言》的事实，可以看出，社会学在严复提出的科学体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关于科学方法论的提倡
西方近代科学及社会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受益于一系列科学方法的运用推广。逻辑法、实验法发挥的作用尤其显著。而逻辑学在中国则被长期冷落。鸦片战争以后，关于西方逻辑学、培根实验法的信息星星点点地传入中国，多少引起国人对西方科学方法的注意。1886年，由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翻译的《辨学启蒙》出版。该书译自英国思想家耶芳思的《逻辑学初级读本》，但译文粗陋，内容晦涩，无甚影响。严复所批评说：“逻辑最初译本为固陋所及见者，有明季之《名理探》，乃李之藻所译，近日税务司译有《辨学启蒙》。曰探，曰辨，皆不足与本学之深广相副。”[33]而在近代中国的杰士中，真正懂得科学方法的重大意义，并予以认真介绍和阐述者，当首推严复。
严复认为，科学不仅可以为人们提供知识，而且还能开发智慧，提供思考和研究问题的可靠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方法的层次要高于科学知识的层面。严复对于实验法和逻辑法都很看重。他说：“大抵学以穷理，常分三际。一曰考订，聚列同类事物而各著其实。二曰贯通，类异观同，道通为一。”但仅有这两层还不够，因为 “中西古学，其中穷理之家，其事或善或否，大致仅此两层。故所得之大法公例，往往多误，于是近世格致家乃救之第三层，谓之实验。实验愈周，理愈靠实矣，此其大要也。”[34]他认为在科学方法的三个层次中，实验法最为重要。他因此而把西方近代学术进步终归于新工具论的提倡者、英国学者培根，称赞说：“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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