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说也有它理论上的盲点。一方面，它以礼学取代理学，这就混淆了不同学术系统之间本质区别，礼学与理学从研究方法到研究目的以及研究范围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二者之间根本不能相互取代。钱穆在评价凌廷堪的时候说：“次仲十年治礼，考核之精，固所擅场，然必装点门户，以复礼为说，笼天下万世之学术，必使出于我之一途，夫岂可得？此皆当时汉学家意气门户之见驱之使然，亦不必独病次仲也。”[6]这一说法简明扼要地指出了凌廷堪、阮元等汉学家在倡导“以礼代理”说时所具有的通病，那就是存在门户之见，这反而限制了他们的理论视野。另一方面，以礼学代替理学，意味着研究领域的缩小，仅仅局限于人文领域。正如方东树所说：“夫言礼而‘理’在，是就礼言‘理’。言‘理’不尽于礼，礼外尚有众‘理’也。即如今人读书作文，学百艺以及天文、算数、兵谋、讼狱、河防、地利，一切庶务，谓曰须明其理，则人心皆喻；谓曰此皆是礼之意，则虽学士，亦惶惑矣。”（《汉学商兑》，卷中之上）可谓一语中的。不仅如此，在人文领域中，礼学也仅重视外在制度的研究，对理学矫枉过正，对人的内在精神关注的不够，甚至漠视，也正是因为在这一点上没有取得理论上的突破并超越宋明理学，清代汉学家才始终没有能够彻底消除理学在学术界的影响力，那种强调内在精神革命的暗流也始终潜伏在近世思想界中，蓄势待发。
综上所述，清代中期的“以礼代理”说不仅仅是学术史上汉宋之争的产物，它在思想史或者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凌廷堪等汉学巨擘在明道救世的淑世情怀与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之间，寻找到一个结合点，那就是礼学，他们希望用礼学来代替理学，解决学术以及现实问题。从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来说，他们一方面沿着顾炎武所指出的方向，将学者的目光从内在精神引向外在制度，改变了人们改造世界的切入点；另一方面，他们力图用丰富的礼学资源，来处理各种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事件，以免僵化的理学教条对人的束缚，这也是对人的一种解放。尽管这一思潮还带有明显的门户之见以及复古主义特色，但它毕竟为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以及某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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