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堂文集》，卷四，《复礼下》）暂且不说凌廷堪的复性说是否还有理学的遗留痕迹，有一点值得肯定，他准确地指出了理学的一个流弊，就是师心自用，他还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然则圣人正心修身，舍礼末由也。故舍礼而言道，则杳渺而不可凭，舍礼而言德，则虚悬而无所薄。民彝物则，非有礼以定其中，而但以心与理衡量之，则贤智或过乎中，愚不肖或不及乎中，而道终于不明不行矣。”（《校礼堂文集》，卷二十四，《复钱晓征先生书》）从学术史的角度说，师心自用表现在对经典的“六经注我”式的阐释；从哲学史的角度说，师心自用表现在一些理学末流对外在行为规范的漠视，这一点在陆王心学一系表现的尤其明显。因为盲目乐观地相信良知自足，从一己胸臆出发行事，往往会对社会基本规范造成冲击，王门后学遭到明末以后大多数思想家的批评也正是这一原因。阮元也是从这一角度提出“以礼代理”的思想，他认为：“理必附乎礼以行，空言理则可彼可此之邪说起矣。”（《研经室续集》，卷三，《书东莞陈氏〈学蔀通辨〉后》）这可以说是与凌廷堪遥相呼应。
乾嘉学者还注重从实践的角度来揭示理学的流弊，主张“以礼代理”。焦循主要是从礼、刑关系的角度来辨析礼、理之异。他说：“后世不言礼而言理。九流之原，名家出于礼官，法家出于理官，齐之以刑则民无耻；齐之以礼则民且格，礼与刑相去远矣。惟先王恐刑罚之不中，务于罪辟之中求其轻重，析及豪芒无有差谬，故谓之理，其官即谓之理官，而所以治天下则以礼不以理也。”（《雕菰集》，卷十，《理说》）在他看来，法家出自理官，理官在先秦是负责审理刑事案件的官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以理为根据。根据儒家*哲学重礼轻刑的传统，应该推崇礼，而不是理，因此，应该根据礼来治理天下，而不应该根据理来治理天下。焦循接着进一步阐明了他的主张：“礼论辞让，理辨是非，知有礼者，虽仇隙之地，不难以揖让处之，若曰：虽伸于理，不可屈于礼也；知有理者，虽父兄之前，不难以口舌争之，若曰：虽失于礼，而有以伸于理也。”（同上）在他看来，根据礼来处理人际关系，即使自己有理，也可能因为考虑到礼，而不去与人计较，并且能够比较体面地解决问题；根据理来处理人际关系，会使得人们只根据是非来解决问题，而不顾及彼此之间是否具有亲情关系，这就不符合礼的原则。焦循的思想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现在看来，这是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但是，这也是汉学家依托儒家元典中重礼轻刑的基本观点，来重新反思理学的一个结果。这一思路影响到晚清的俞樾，俞樾说：“夫天理之说，已见于《乐记》，非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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