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礼而为的过程，正如程颐所说：“视听言动，非理不为，即是礼，礼即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虽有意于为善，亦是非礼。无人欲即皆天理。”（《二程遗书》，卷十五）在程颐看来，只有依据礼来行事，才可能去人欲而存天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程颐把礼与理统一起来。朱熹在谈到“克己复礼”时也说：“然己者，人欲之私也，礼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并立，而其相去之间，不能以毫发，出乎此则入乎彼，出于彼则入于此矣。”（《论语或问》，卷十二）理学家存理灭欲的修养方法，归根结底是要让人的一切行为都从社会伦理规范出发，不从一己私欲出发，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天理就是人的类本质的抽象化、本体化，这个本质的核心内容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实际就是礼。
二 “以礼代理”说的基本观念
自明末清初以降，随着理学的衰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真空状态，尽管有许多大思想家活跃在明清之际的思想舞台上，但他们的思想都没有能够独领一代风骚。清初官方也逐渐意识到意识形态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强调程朱理学的重要性，并做出一些调整，有意去解决当时所面临的意识形态危机，然而，朝廷对程朱理学的提倡与改造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清初理学名臣魏象枢（1617—1687）就指出这一尴尬局面，他说：“理学一途，世人惊诧者众，而边地尤甚，将谓存天理去人欲，为必不可到之一境。”（《寒松堂全集》，卷十，《答王近微同年书》）清初，顾炎武、张尔歧、万斯同等著名思想家、学者已经开始注重礼学的研究，以弥补理学的流弊，但还没有在哲学思想上形成比较系统、完备的理论来与理学相抗衡。经过大约一个世纪的学术积淀，随着乾嘉学派的兴起，礼、理之争应运而生，由此也出现了以凌廷堪、焦循、阮元为代表的“以礼代理”说，成为思想界的一个新的潮流。
凌廷堪等汉学家依靠他们的考据本领，对礼、理进行了学术史方面的辨析，力图以此证明，儒学的中心是礼而不是理。凌廷堪说：“《论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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