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礼代理”说的思想史意义

由于清代中期的“以礼代理”思潮夹杂在汉宋之争的意识形态潮流之中，同时又披着礼学这一纯粹学术研究的外衣，常常被思想史研究者所遗忘，即使谈及它也是作为一个不痛不痒的事件，有学者认为“它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除了复述儒家传统之外，不具任何的理论指导。它屈从于孔孟的行事原则，因而在宣布排除程朱理学的价值判断的同时又履行着另一种意识形态。换言之，它只是试图通过对原始儒经的理解和使用两汉经学的学术研究手段来确立礼治，并取代现行社会伦理规则。”[4]这种评论，从客观上说，忽视了这一思潮的历史合理性及其所蕴涵的积极意义，从主观上说，对这一思潮的倡导者缺乏同情之了解。如果我们把这一思潮纳入近世思想史的宏观大背景下，它的价值就会凸显出来。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首先，它标志着清初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思想家所倡导的学术转型的最终完成。清初，顾炎武大力宣传“经学即理学”[5]的理念，实际是要以明道救世之经学取代冥思玄想之理学，他说：“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这已经初步确立了清代学术研究范式，使学术研究脱离了重思辩玄想与主观体验，走上实证的道路。这一新的研究范式打开了学术史的新局面，并在乾嘉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乾嘉汉学虽然以实事求是为治学宗旨，但一流的乾嘉学者并没有放弃清初大儒明道救世的情怀，礼学研究能把这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它既符合汉学家的治学路数，摆脱理学的思维方式；又能与现实社会生活紧密相连，不至于蜕变成为唯务雕虫的迂儒。宋儒讲“格物穷理”，“物”指天下万事万物，“理”指万事万物之理，而在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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