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同治中兴”曾经为一些士大夫所津津乐道，清朝统治者于此更是大加颂扬。《清实录（同治朝）序》宣称：清朝在同治年间“用能方夏载德，景运日新，扬无斁之庥，成中兴之瑞”。[29]这里所说的“中兴”是指清朝统治者在同治年间的所谓“武功”、“文治”。该序在谈到这一时期的“武功”时说：“皇考（指咸丰帝）简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浙军务。穆宗继位，首简纶扉，委任益专，戎行愈奋，复用李鸿章、曾国荃、左宗棠等，敷扬庙算，指授机宜。数载之间，东南底定。”[30]在谈到“文治”时肯定了倭仁、祁寯藻一班文臣的辅政作用：“皇考（指咸丰）命李鸿藻为上书房师傅，暨正大位，两宫皇太后先后命翁心存、祁寯藻、倭仁、徐桐、翁同龢，在弘德殿行走，缉熙懋学，勤若儒生。……以乐育人才，振兴学术。”[31]上文提到的这两批人多是讲理学者或是有理学背景的人。《清实录（同治朝）序》是以光绪帝的名义编纂的官方文献。可见，对于理学之徒在“同治中兴”所起的重要作用，清朝最高统治者是认可的。也可以说，清王朝在咸同之际看重程朱理学，起用了一大批讲求程朱理学的士大夫，并通过他们纯熟地交替使用软硬两手镇压太平天国，重建社会秩序，为士大夫们所称道的“同治中兴”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以曾国藩为首的封建士大夫组织地主武装，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为维持清朝统治建立了“勋功伟业”，是理学派士大夫的“武功”业绩的集中体现。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已有许多学术研究成果作过论述，本文不再赘述。现仅就“同治中兴”期间理学士人在所谓“文治”方面的活动及作用谈一些看法。这里所说的“文治”，包括*、文教两个层面。择要而言，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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