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棠阶等和在地方的曾国藩、胡林翼等，都十分重视延揽人才。曾国藩对人才问题夙有研究。早在典兵之前，他就向朝廷陈奏包括讲究“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在内的用人策略。典兵之后，他把起用人才作为直接关系到“剿逆”成败的头等大事。他说：“窃以人存而后政举。方今四方多难，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仍须引用正人，随事纳之准绳，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52]他笼络的主要对象是中下层士大夫，即当时社会中的士绅集团。公开号召：“倘有抱道君子……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53]因此，他创办湘军“纯用书生为营官，率皆生员、文童”，[54]竭力网罗乡间士人。江南各省士绅才子，“一时思自效者，无不投趋辕门”，出现了“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55]的局面。罗尔刚的《湘军兵志》列出湘军重要人物共182人，内有179人的出身可考，出身于生员以上者的达104人，占可考人数中的58%，其中仅进士、举人出身者就达19人。[56]这与太平天国排斥士人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照。李棠阶也强调“为治必先得人”，主张高级官员注重对人才的考察，翰林院掌院大臣要对属员“讲论正学，各抒所见，皆不得无故不到，可藉以知其人之所长，荐举备用。”[57]总之，延揽人才不是曾国藩、李棠阶等少数人的观点，而是咸同时期许多封疆大吏的共识。对此，方宗诚有过专门的说明：
自胡文忠抚鄂，奏举兴国万清轩学行于朝。其后阎丹初抚山东，奏单为鏓等。左宗棠抚浙，奏安徽夏炘。景剑泉督学河南，奏苏菊村、于絅斋、李又哲等。杨礼南督学四川，奏龙某等。沈幼丹抚江西，奏王其淦等。由是布衣诸生有学行者，皆得上闻，亦激扬之一道也。
方宗诚在书中对曾国藩延揽人才的举措尤其称赞：“曾公则不然，如其人不愿仕，则致敬礼以隆之；如愿仕者，则由军事荐而用之。盖使朝廷收得人之实，固不必宠以虚文也”；“曾公既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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