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学士人看来，程朱理学是孔孟儒学的嫡传，是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唯一正学。

晚清理学家何桂珍说：“我朝二百年来纪纲法度所以维士习民风于不弊者，皆程朱之力，而表彰程朱之效也”。[39]程朱理学所起的作用是否如此之大，自当别论，但是，清王朝始终把程朱理学作为维护其统治的精神支柱，则是不争的事实。正由于此，理学士人极力推崇程朱之学，借以抬高自己的*地位。李棠阶在《军机说帖》中认为：天下败坏由于士习不端，士习不端由于学术不正，“故为治必先得人，欲得人必先造士，欲造士必先正学术”。所谓“正学术”就是指提倡程朱理学，“即《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正轨也。以此为本，治经、治吏、治事及濂、洛、关、闽诸儒等书，次第参求，皆归于反己。”[40]这是他提倡“正学”的基本主张。吴廷栋在咸丰召见时直言不讳地肯定程朱理学：“程朱以明德为体，新民为用，乃由体达用之学”。[41]后来他同样不遗余力地提倡理学。李鸿章为吴廷栋写的《墓志铭》称：“公学务实践，不为空言，笃守孔子下学上达之序，程朱居敬穷理之训，生平进退取与必严义利之界。尝镌朱子‘论是非，不计利害’二语为印章，以自检于身心事物之间”。[42]吴大廷也说：吴廷栋“自壮至老，服膺朱子，一念一动守其言不逾尺寸，而其用功则自下学始，尤兢兢辨明心性理气，使程朱陆王儒释之界，判若冰炭，而不少杂糅”。[43]倭仁亦以提倡程朱理学为能，声称：“程朱论格致之义，至精且备，学者不患无蹊径可寻，何必另立新说滋后人之惑耶！”[44]当了大学士、掌管了翰林院后，倭仁立即着手制定新的《翰林院学规》，把《四书》、《朱子大全》、《朱子语类》等理学读本，定为翰林院学士的必修读物，以培养士人讲求性理之学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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