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学士人的鼓动下，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抬高程朱理学的地位，以充分发挥理学的*作用。1860年，清廷颁发上谕，规定：嗣后从祀文庙，“应以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为断，”对入祀文庙的入选标准做了有利于程朱理学的修改。此后，清廷根据这道上谕表彰了一大批故去的和健在的理学士人。当年，以明儒曹端从祀文庙，位列东庑胡居仁之上。1863年，以明儒方孝孺从祀，“圣庙位列西庑陈澔之次。”[45]1868年予宋臣袁燮从祀。1870年“恩准”将清初理学名士张履祥从祀文庙，并重刊张氏的《杨园先生全集》。1875年予清初理学家陆世仪从祀文庙。1876年清初理学名臣张伯行、理学士人王建常被奏准从祀文庙；又允准把已故理学名儒李元春事实交付史馆，列入《儒林传》。对健在的理学家也不遗余力地进行表彰。1868年清廷褒奖安徽理学名士夏炘“年届耄耋，笃学不倦”，并把他编著的《恭译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交由武英殿刊印，颁行全国。夏氏的另外两部理学著作《檀弓辩诬》和《述朱质疑》，“亦均能有所发明”“均著留览”。[46]1874年，陕西、山西两省学政分别以理学名儒贺瑞麟、杨树椿、薛于瑛请授京衔。清政府以他们传授“正学”有绩，皆赐予国子监正衔。

在提倡“正学”的同时，理学士人还竭力反对“俗学”，抨击“异端邪说”。理学士人把汉学考据、八股制艺视为“俗学”，而把王阳明“良知”之学、释老二教及一切不符合程朱理学的学说都是“异端”，全在反对之列。

自道光以来，一些理学士人很重视对王阳明的“良知”学进行批驳。方宗诚在谈到程朱陆王之辨时说：“朱子、胡敬斋、罗整庵，各致争于生前。其后，陈清澜《学蔀通辨》、张武承《王学质疑》、顾亭林《日知录》、陈定斋《王学辨》、罗忠节公《阳明学辨》（案：即《姚江学辨》），以及张杨园、陆清献、张清恪、倭文端、吴竹如先生诸儒集中，皆已辨之极其明矣”。[47]他开列的名单中，有三人是清咸同年间的理学家，即罗泽南、倭仁、吴廷栋。罗泽南的《姚江学辨》是一部用程朱理学观点全面抨击阳明“良知”说的理学著作，备受理学士人的称赞。陕西理学家贺瑞麟说：“予向见其（案：罗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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