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学派士大夫发迹之前，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一度把持朝政，弄得朝内外关系紧张，怨声载道。在理学派士大夫看来，这种“权奸擅政”，蒙蔽欺饰，正是朝纲败坏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上台伊始，便摆出一付“正人立朝”的架势，大讲“正朝纲”、“端君心”，强调“治本”问题的重要性，包括要求君主按正学的要求修身养性，提倡正学，心存敬惧，近贤臣远小人，对天下实行仁政等等。当然，这些都是理学派士人的一贯主张，倭仁早在咸丰初年所上的《应诏陈言疏》、《敬陈治本疏》就已经提到过，曾规劝咸丰：“愿皇上立必为尧舜之志，……此志既定，然后择同心同德之臣，讲求治道，切劘身心，由穷理修身以至于治平天下。此其机操之圣心而有余，即推之四海而无不足。”[32]但这些进言在当时却被咸丰视为“仅泛语治道”[33]，不切时用，被搁置一边。而在同治初元倭仁出任帝师后，一本昔日所持之为政宗旨，立即向朝廷进呈其所辑古帝王事绩及古今臣工奏议，作为“启沃圣心”，端正“治本”的教材。这次进呈则被清廷采纳，即发上谕，表彰倭仁进呈“洵足资启沃而绍心源，著赐名《启心金鉴》，并将此书陈设弘德殿，以资讲肄”。[34]

李棠阶被起用后遂上《条陈时政之要疏》，谈到四个问题，即“端出治之本”、“振纪纲之实”、“安民之要”、“平贼之要”等事，认为：“夫出治在君，而所以出治者在人君之一心。今海内沸腾，生民涂炭，诚刻苦奋励之时也。臣窃谓刻苦奋励之时，不徒在于用人行政，而在于治心；治心之要不徒在于言语动作，而尤在于克己。”皇帝尤其要领会程朱阐明的“格物诚正之说”，“宋儒真德秀《衍义》阐释发明，足资治理”。关于“振纪纲之实”的建议是：“国之所以立，在纪纲；纪纲之所以振，在赏罚。赏罚者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