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廷栋同样重视“致治之本”的问题，一方面为倭仁出任帝师积极奔走，另一方面及时上书人君，陈述“致治之本”的要义。1864年7月曾国藩统率的湘军攻陷天京。其时“天下方谓中兴大业成矣，公（案即吴廷栋）独忧之，以为治乱决于敬肆，敬肆根于喜惧。……因上疏请加敬惧，持之以恒，永固长治久安之基。”[36]这里所说的奏疏是指吴廷栋呈递的《金陵告捷请加敬惧疏》。他在疏中说：“人主喜心一生而骄心已伏，宦寺即有乘此喜而贡其献媚者矣，左右即有因此而喜而肆”，其结果“一人肆之于上，群小煽之于下，流毒苍生，遗祸社稷。”他告戒统治者：“上行必下效，内治必外安，而其道莫大于敬，其几必始于惧。惧天命无常，则不敢恃天；惧民情可畏，则不敢玩民；惧柄暗窃，则献媚必斥；惧邪易升，则夤缘必绝。凡皆本于一心之敬而已。……要之，存亡决于敬肆，敬肆根于喜惧。”[37]

由上可见，大谈“致治之本”论者主要是朝中位居公卿的理学派士大夫。他们所说的基本思想是贯彻程朱理学历来倡导的儒学治统和道统，以儒家纲常规范朝廷政令，强化君权，巩固封建统治和封建秩序。这些都是涉及到封建*的根本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同治初年的清朝最高统治者一反咸丰对理学士人的排斥态度，不再视他们为“迂拘之士”，而对他们的意见予以接纳。吴廷栋的以上奏疏就得到清廷上谕的褒奖：“兹览吴廷栋奏于万方之治乱百官之敬肆，皆推本于君心之喜惧，剀切敷陈，深得杜渐防微之意”，申饬百官：“惟当戒慎恐惧，朝文乾乾，期于上下交儆，慎始图终。”[38]这对理学派士大夫来说，无疑是一曲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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