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西方殖民者同来的不但有鸦片还有西学。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先进士人第一次把西学纳入到家庭教育中来，打破了传统家庭教育以儒学为独尊的局面。在家庭教育中，曾国藩鼓励子女兼容和钻研西学。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他谈及中国如何富强时认为“中国自强之本在立机器局，开翻译馆，造地球仪，皆是也。”[6]在东西方文化撞击之下，曾国藩以远见卓识教其子先国学后西学，以迎接未来的挑战。在家书中他认为近代科技不过是“夺造化之工，而便民用”，并不为洋人所专有，只要抛弃鄙视外来事物的偏见，努力去学习，同样可以被中国人所掌握。他把不懂天文算学视为自己生平“三耻”的第一次耻，嘱咐其子“当思雪此三耻”[7]。这些观点对子女和后世家庭教育思想转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世纪60-90年代是近代家庭教育由传统型向现代转型的明显起步时期。随着洋务运动的逐步开展，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兴建，留学教育的兴起具有现代教育特征的家教方式开始在洋务官僚家庭中逐步展开。

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在同西方接触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西学教育有某些优越的地方。张之洞对留学的态度尤为彻底和坚决，认为“入外国学堂一年胜读中国学堂三年”[8]。基于这些认识洋务派把送子出国留学作为家庭教育的一种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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