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也是较早接触西方家庭教育理论的，认为家教是救国的重要途径，他在家书中说：“近读《教训幼稚》一书，言人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治，不宜不偏。又欲为学，自十四至二十间决不间断，若其间断，则脑脉渐痼，加之妻子仕官财利之事一诱其外，则终身学问门外汉矣”[17]，可见他对家庭教育的重视。他主张孩子要走出家门，培养独立的能力。认为“是男儿志在四方，世故人情皆为学问，不得不舍儿早离膝下，往后阅历一番，盖不徒课堂科学，为当务急也。”[18]很早就把子女送到唐山学习工科，鼓励他们独立学习和生活。他让孩子走出家庭的狭小空间到大自然中陶冶性情，“大抵少年能以旅行观览山水名胜为乐，乃极佳事，因此中不但逸情遣目，且能增进很多阅历学问，激发志气。”他认为应该培养孩子多种知识，尤其是历史知识和地理知识，这样就能知道“古人生长知经由，用兵形势得失以及土地物产人情风俗”。严复晚年饱受病痛折磨，因此他对子女身体极为关注。他在家书中说：“须知少年用功本是佳事，但苦为此转至体力受伤便是愚事”，如果那样“使身体受伤，学何用耶？”[19]重视体育，主张劳逸结合，正确处理学习生活和身体健康的关系，是严复家庭教育的一大特色。

中国古代对女子的家庭教育有严格的规定，在家庭中妇女主要接受《女诫》、《内训》、《女四书》等，这些书大都宣扬三从四德，维护封建社会的男权独尊地位，晚清以来在林则徐、曾国藩、张之洞的家书中很少能够看到家族妇女受到教育，这种局面到戊戌变法以后得到了改变。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都重视女子的家庭教育问题。康有为是女权思想的最早倡导者，他不要求女儿缠足，并推及于社会。他的女儿康同薇、康同璧是不缠足协会的骨干成员。在康有为的精心培养下两人成为中国最早的妇女社会活动家。变法失败后，康同璧随康有为周游世界，行程数万里，足迹遍及南亚和美洲。她在美国留学，在日本办过报纸，通晓英文、日文，是中国较早的女留学生之一。1902年她遵父命“赴美演说国事，为倡导女权之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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