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和张之洞作为晚清洋务巨擎，他们炙手可热的权势和地位，为子女的教育创造无可比拟的优越环境。李鸿章曾出访欧洲各国，长期从事外交和洋务，对国外的社会和伦理观念有一定的认识，在家庭教育上较为开通。他认为“吾国自古相传之伦理曰五伦，此五者直纲纪在家庭封建时代似可通行，然之不甚适当”，“大地交通，国家种族之竞争愈烈，故吾之伦理，愈不适应于当世，可吾国人犹泥之” [9]，对传统伦理观念弊病的认识，是李鸿章家庭教育与其他士大夫不同的基础。李鸿章时常把李经方带在身边处理政务，让他长见识增才干。他写信告之其他孩子“近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聘请外国之名士，为教授，专受外国语言，吾儿待国学稍成之时，可来申学习西文，余未读蟹形文字，每与外国人交涉颇感困难。吾儿他日当尽力研求之”[10]。在他的家庭教育中洋溢着浓厚的西学氛围和洋务精神几个子女对西学的认识远超同侪。曾纪泽在日记中曾这样描写李经方学习外语的情形“伯行聪慧绝人，从白狄克学英文，甫期年已通会，再加精进，必可涉览西书新报之属矣，伯行志意专笃，手操铅笔，口诵语规，孜孜不倦”[11]。李鸿章还在家庭教育中一改传统教育重义轻利、重农抑商的陈腐观念。让子女们树立工商立国、自强求富的意识，认为“国是日非，吾等执政，虽竭力谋强盛然未见效，深为可叹，国人思想受毒根深，原因莫外乎不谙世事，墨守成法，藏于文字之间而卑视工商，岂知世界文明工商业教重于文字”[12]在这里西方知识观念作为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不但是一种需要更上升为一种自觉。
张之洞在家庭教育中，对子女要求更为严格。他送儿子自费留学日本，专攻军事和商务。他告诫其子，“汝出国门以半月余，为父未尝一日忘汝，然必令汝出国门者，盖欲汝用功上进，为后日国家干成之器，有用之才耳。”[13]他让孩子学习军事的目的，既是为国家也是孩子的兴趣爱好所致，“方今国是扰攘，外寇分来，边境屡失，日复地亦危，振兴之道首在治国，治国之道不一，而练兵实为首端，汝自幼即好动，余深知汝之性情；然世事艰难，习武亦佳。送汝东渡日本士官学校，与汝之性情相近，汝即此应努力上进，进得其意，勿惮劳，勿恃贵，勇猛刚毅，务必养成一军人资格，汝之前途未可限量”[14]。他反复教育孩子不要养成纨绔子弟的习气，认为“汝为军人，应较常人吃苦尤甚”。体现了张之洞在家庭教育中的自知之明和超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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