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开始走上由经学济理学的道路。这一努力，始由清初江南学者钱谦益启之，他在《初学集》中指出：宋明以降的道学（理学）非儒学正统，而是如八股时文般的“俗学”，2因此他主张应“以汉人为宗主”去研治经学。3钱氏此论对清初学者，尤其是江南学者影响很大。后经顾炎武、黄宗羲万斯同、万斯大等人的发挥阐扬，蔚为洪流。其中，扭转一时风气者，首推顾炎武，他明确提出“经学即理学也”4的命题。他对后世乾嘉学术（包括皖派朴学）的形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乃在于较早进行了对以朴实考经证史的方法的研讨经学的方法的理论概括，所谓“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他的这一治学宗旨成为后世乾嘉学者的一贯宗旨，惠栋说：“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5至戴震时，归纳为“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至此，朴实考经证史一途成为“汉学一大宗旨，牢不可破之论矣。”6
（二）、清廷文化政策的影响
以往学界在探讨清廷文化政策对清初学术的影响时，或片面强调文字狱高压的一面，或注重“稽古右文”怀柔的一面。我们认为，片面强调哪一方面都是不准确的，清廷文化政策是恩威并施，高压与怀柔两手并举的政策。在考察皖派朴学成因中的“清廷文化政策的影响”，也应作如是观。就文字狱高压一面而言，学界较早认识到皖派朴学成因中的文字狱因素的是章炳麟。他认为乾嘉学术是清代文字狱*威下学者逃避现实而为“学隐”，“朝隐”的产物7，而戴氏义理学的形成亦在于此，他说：“戴氏生当雍正、乾隆之交，见其诏令谪人，辄介程朱绪言以骫法，民将无所措手足，故为《原善》，《孟子字义疏证》，斥理欲异实之谬，……其所訶固不在此而在彼也。”8章氏此论颇有见地。据统计，有清一代，雍正朝文字狱十余起，乾隆朝七十余起，占清代文字狱总数的半数以上。朝廷动辄以“文字”罪人，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营生的戴震亦无法摆落“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蹉善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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