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钦定御纂经书。有清一代，顺、康、雍、乾四帝皆特重钦定御纂，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康、雍、乾三代，经由皇帝之手钦定御纂之书凡330余卷。其内容涉周易、尚书、周官、仪礼、礼记、春秋等内容。清人皮锡瑞赞道：“国朝稽古右文，超轶前代，……今鸿篇巨制，照耀寰区，……承晚明经学极衰之后，推崇实学，以矫空疏，宜乎汉学重兴，唐、宋莫逮”。2从清帝钦定御纂经书的内容看，已超出以四书为基本文本的宋明理学之藩篱，转而趋向重视对汉学经典——五经（诗、书、礼、易、春秋）的阐释。清廷在实现经书的钦定御纂后，又将其“颁行学官”3，以之为士子科举考试的基本读物，体现了清廷在官学教育中的由先前的独重理学向兼重理学、汉学的转变，这无疑是有助于朴学在全国乃至徽州地区的孕育成长的。
综上，清廷文化政策以文字狱的高压与“稽古右文”的怀柔两手，主观上是出于其对封建社会秩序的有力控制的需要，客观上却促成了乾嘉学术乃至皖派朴学的形成：一方面，读书人在文字狱高压下埋首书斋，作“稻梁谋”；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圣学所指，海内向风”4的士子争治古学的局面。
另外，在皖派朴学（尤其是戴震义理学）的成因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戴震对清廷“抑王尊朱”策略的“反动”。清廷立国伊始，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抑王尊朱”的策略。从历史的实际看，这一策略的形成同清初朝廷解决与东南地区士绅的特殊矛盾、打击地方携贰力量的需要有密切的联系，而“包括江浙赣皖闽诸省的东南地区，是朱学和王学的共同策源地。但从明中叶起，后起的王学，在这里已超过了朱学”5。而王学较之朱学，更尊重“人性”、“人欲”的满足，这无疑是不利于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标榜的纲常名教秩序维系的。因此，皖派朴学的策源地徽州地区无疑是清廷实施该策略的重点所在，而戴氏对它的“反动”，则是皖派朴学中义理之学形成的重要因素。戴氏义理学讲求理欲合一，提倡对“依乎天理”的人欲的追求6，而“理欲合性，合二为一等具有自然人性倾向的思想，……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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