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绂之学于六经皆有成书，举凡乐律、天文、舆地、阵法、术数，无不究畅，然其治学“一以宋五子之学为归”5，所著《四书诠义》、《理学逢原》诸书于朱学皆有补偏救弊之功，尤当注意者为《理学逢原》一书，书分内外二篇：上篇明体，下篇达用，于“天人性命之微，以及日用伦常之著”，皆“井井有条，通融贯彻”。6由上可见，此期之皖派学者，一方面已开始研习汉学，另一方面又始终未脱宋学藩篱，以之为指归。
3、贯串中西
此期之皖派诸师，承晚明西学传入之遗绪，又以生活之徽州地区颇受西学之影响，故为学多兼采西学，梅文鼎、江永两人尤为此中代表。
梅文鼎毕生致力于历算、天文之学的研究，为学兼采中西。所著历算、天文之书颇有可观者，《四库全书总目》称：（《勿庵历算书记》）“于中西诸法融会贯通，一一得其要领，绝无争竞争门户之见”。7梅氏自己亦以“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相标榜。结合其立论诸篇来看，则知他所作《元史天经补注》《古今天法通考》《春秋以来冬至考》《庚午元法考》诸书皆发明古法（中法）之书，而《四法补注》、《西国日月考》诸书则为发明新法（西法）算书，或正其误，或补其缺也。
较梅文鼎稍晚的江永则私淑梅文鼎，亦精通历算、天文之学，所著有《七政衍》、《中西合法拟草》等书，于文鼎之论多有补正，曾指出文鼎所言岁实消长之误。8
以上所论，乃初创期的皖派朴学，该期皖派学术呈现以下特点：规模草创；学以宋学为渊源，兼采汉学；贯串中西。其学条理虽未完全确立，研究方法亦不甚完善，然而对于学派的最终形成及进一步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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