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论乾嘉学术与政俗两者间关系时指出：“欲一国文化进展，必也社会对于学者有相当之敬礼；学者恃其足以自养，无忧饥寒，然后能有余裕以从事于更深的研究，而学乃日新焉。”6概而言之，梁氏此言指出了政俗对于学术发展的影响。就政俗与皖派朴学的关系而言，它主要体现为两方面内容：一为官府的态度，二为民间的观念，前者可以提倡朴学诸贤达为代表，后者可以家学之兴盛为代表，分述如下：

（1）、提倡朴学诸贤达的作用

一方面，主持编纂图书。18、19世纪之际提倡朴学诸贤达（主要是官员），积极倡导编纂大型图书，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聘请的多为当时治朴学的精英，刊刻的也主要是当时占主流的学术著作。其中朱筠、朱珪、阮元、毕沅等人的功绩尤大。

朱筠、朱珪。朱筠（1729—1805），朱珪（1731—1807），直隶大兴人。二朱皆少有文名，长而出仕后“锐意求朴学之士”7。曾以有诏求遗书，筠上言：请裒集中秘所贮之《永乐大典》。其后朝廷纂辑《四库全书》，首倡之功“实筠发之”8。四库开馆，朝廷征聘一大批学有专长，名重于世的学者，其中皖派诸师亦多有参与其间，戴震以举人特辟入馆，担任《永乐大典》的辑校工作，史称“（戴震）晨夕披检，靡间寒暑”1，所校《仪礼识误》、《大戴礼记》、《水经注》诸书，皆“详慎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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