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大椿,少从戴震学,四库开馆,担任总目协勘官,他“条分义举,钩剔醇驳”2,于礼经“裒辑为多,《提要》多出其手”3,时人以“考订论说多精当,于纂修之事尤为有功”4称之。余如精研经学、小学之洪梧,深晓小学、校勘学之王念孙诸人,皆得获厕其间,一时之间,“贤俊蔚兴,人文郁茂,鸿才硕学,肩比踵接”5。四库馆开,对当时的乾嘉学术,乃至皖派朴学的发展皆有深远意义,梁启超以“汉学家大本营”称之,且以之为乾嘉学派获“全占胜利”6的标志。
阮元。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元“淹贯群书,长于考证”7。他曾主持编纂《皇清经解》、《经籍纂诂》、《畴人传》、《学海堂经解》等大型图书,令人编写宁波藏书楼天一阁的藏书目录,出资刊刻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诸书。
大兴二朱、仪征阮元而外,镇洋毕沅(1730—1797)也主持编纂了一些图书,如《史籍考》、《墨子》等。这些大型图书的编纂,及一些汉乾嘉学者的作品的获得出版,使得大批朴学之士积极参与其间,部分学者的论著获得梓行,这些无疑都大大促成了当时学术风尚的转换,也推动了皖派朴学的发展。
二方面,开设学堂。这是提倡朴学诸贤达有功皖派朴学发展又一方面。他们往往重视地方教育的发展,利用自己出任地方官员之便,开设学堂。这里仅以影响较大的阮元为例,予以论述。清人刘毓菘《阮文达公传》有云:“(公)所至必以兴学为教士之急,在浙江则立诂经精舍,在广东则立学海堂,选诸生知务实学者肄业其中,士习蒸蒸日上,至今官两省皆奉为矩彠。”由之可见,阮元为官一生,前后所设学堂以浙江诂经精舍,广东学海堂为最。它的主要贡献在于:
第一,培养了大批朴学人才。阮元设立学堂的目的在培养朴学人才,以诂经精舍为例说明。《国朝先正事略》载:阮元浙江巡抚时,“立诂经精舍,祀许叔重,郑康成两先生,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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