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推求理义。”1此处，戴氏表达了自己对惠栋之学推崇之情，同时又归纳出惠栋的治学宗旨是由故训通理义，而此前之乾隆已未（1739），即戴震17岁时，他已提出了自己的治学宗旨，即“必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2的方法。惠、戴二氏之文字虽有出入，但核心之意相同。因此，戴氏与惠氏之晤面，可能是促成他完善由音韵训诂以通义理的最后（至少也是重要）步骤，此后，这一宗旨乃为吴皖两派学者共同遵奉之圭臬。近代学者钱穆也敏锐地认识到了惠戴之晤面对戴氏的影响，他说：“东原初入都，其学尚与江氏沆瀣一气，并时学者同推江、戴，……窃考东原论学之变，盖在丁丑……游扬州，识惠氏松崖之后。”3按：丁丑，时当乾隆22年。由之，钱氏亦以惠、戴丁丑会晤前后为戴氏论学变化的重要事件。
概括来讲，这一阶段，皖派朴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学术阵营更趋扩大，治学领域更为拓展，学派之社会地位提升。一大批学有专长，较戴氏稍长或与之相若的学者因信服戴氏之学加入皖派营垒中来，卢文弨、钱大昕辈是；或不入皖派营垒，却汲汲以提携朴学之士为己任，朱筠兄弟、纪昀辈是；同时，为数不少的青年才俊开始传习皖派学术，段玉裁、王念孙、任大椿、孔广森皆从戴氏学。皖派学术开始突破徽州一隅之限制，传衍至全国其它范围。从此，戴氏小学、测算、典章制度诸学皆有传之者：小学则高邮王念孙、金坛段玉裁；测算之学，则曲阜孔广森；典章制度之学则任大椿。其传衍之范围，则不唯徽州之地有后学衍其学，论者所谓：“戴氏既殁，皖南学者各得其性之所近，治数学者有汪莱，……治“三礼”者有金榜……胡匡衷……戴氏弟子舍金坛段氏外，……高邮王氏……兴化任氏……咸与戴氏学派相符。”4徽州而外，江苏、浙江、河北、河南、福建诸地并有传之者，后人以为“盖戴学所被，不徒由皖而苏而浙，且及于齐鲁燕豫岭海之间矣。”5
<< 上一页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