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1），江永（1681—1762），汪绂（1692—1759）。他们主要的生活年代，都在明末清初，故其治学颇承清初学术之气象，学求实用，务为经世之学，一扫前明苟且破碎陋习，然以值此之时，学者多由宋学而来，故其学多“草创未精博，时糅杂元、明谰言。”2但草创之功不可没，究该期之特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1、规模草创
这可以从治学宗旨与治学态度两个层面进行考察：
治学宗旨初立。皖派朴学的宗旨乃是由音韵训诂以求义理。我们认为，这乃是清初学术经世致用和朴实考经证史两方面在发展中，地位发生转换——经世致用一面渐为潜流，而朴实考证证史以求义理的内容则获凸显的结果。此期的皖派朴学正经由由经世致用向朴实考经证史转变。一方面，他们继承清初“今所当学者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世用”3的主张，究心经世之学。宣城梅文鼎为学甚勤，于学无所不窥，尤“有志历学”4。《四库总目》称“文鼎以草野书生，乃能覃思切究，洞悉源流，其所论著，皆足以通中西之旨，而折今古之中”。5江永于“古今制度及钟律声韵，无不探颐索引，尤深于三礼及天文地理之学。”6汪绂之学“自六经下逮乐律、天文、地舆、阵法、术数，无不融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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