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徽商积极兴办书院。据笔者之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徽州兴建各类书院凡89所，其中，官办者10所，民办者达79所，始建于清顺治以前的有58所（建置不详的除外），它们广泛分布在徽州所属各个地区。由此，我们知道，明清两代的徽州书院中，由民间出资兴办的书院占总数的88.89%，在数目上占有绝对优势。9而能够承担起兴办书院重任的社会阶层中，商人无疑占有极大的比重。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官办、民办也不是绝对而言的，一些官办书院在败颓之后，也往往经由民间捐输的方式获得修葺，如歙县紫阳书院就多次重修，其间多次由徽商主持进行，鲍志道即曾“捐银八千两，增置城南紫阳书院膏火，偕曹文敏公倡复古紫阳书院，出三千金以落成之。”1总之，这数目甚多，分布地域广大，兴建甚早的书院，为皖派朴学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徽商注重建立塾学。明清时期，徽州民间开设塾学之风兴盛，它们一般由民间自己出资，“各自延师训诲子弟”2。塾学凡分族塾、家塾等形式，其中之设教情形稍有差异，但明清两代，徽州地区塾学设立之多，则无可置疑。（明）黟县汪文宗、歙县江之鳌，（清）祁门郑华邦、婺源张伯熉等皆曾为之。3总之，这些塾学或由塾师自行出资设馆，招收学童；或由富人出资设馆延师教导子侄。这些较之书院分布更为广泛，数量更为庞大的塾学对皖派朴学的兴起作用尤大。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可以称之为皖派朴学家的初受蒙学之所。这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歙县不疏园在皖派朴学形成中的意义（后文将详论之，兹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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