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除了表现为一定的经济形态上的功能外，尚有体现为文化形态功能的一面。换句话说，明前两代，徽商首先是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出现的，但它在自己活动过程中，或多或少地促成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而“资本主义，不单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生的必然是资本主义的观念，是资本主义的精神。”8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也必然会对思想的变化有一定的影响，侯外庐先生著《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一书，指出：“启蒙时代的思想的轴线也是和资本主义萌芽状况的发展的轴线相平行着的。”1这段话的意义在于揭示了资本主义萌芽与启蒙思想两者间的关联。我们知道，明清两代，徽商活动辐辏的江南地区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生的主要地域，而当时具有反传统思想的顾炎武、黄宗羲、戴震也都长期活动于此，资本主义萌芽与反传统思想在同一地域并代而出，无论如何是不能仅仅简单视之为一种纯粹的偶然的现象结合的，两者之相互关系于此可见一斑。由之，我们可以更好理解戴震思想中具有提倡“义理”一面的原因所在。

（六）、新安理学向皖派朴学的演变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皖派朴学的成立尚有其学术的内在逻辑因素。2

首先考察一下明中后叶以降，理学在徽州的传衍情况。当时，与程朱理学“相对”的陆学经阳明之发扬光大，其后迅速流传、发展，对当时整个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大致在这一时期，王学开始渗透到“程朱阙里”徽州，《紫阳书院志》载：明中后期，徽州“文成之教盛行，讲会者大多不诣紫阳”3，《还古书院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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