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治学领域的关联。西学对皖派朴学又一影响是在其治学领域的形成上。戴氏私淑弟子凌廷堪在论戴氏数学时说：“戴氏《勾股割圆记》唯斜弧两边夹一角及三边求角，用矢较不用余弦，为补梅氏所未及。……其余皆梅氏成法，亦即西洋成法，但易以新名耳。”9也就是说，皖学中人认为戴氏作数学书，多有沿袭梅文鼎之处，而梅文鼎的治数学方法，又多为西洋成法，则西学由影响皖派学者的治学方法出发，进而引起后者对前者的研讨兴趣，促成皖学的治学领域的形成。同时，西学的传入又引起了中国封建士大夫阶层对舆地、测绘之学的研讨兴趣，皖学江永、戴震诸人皆精于此道。江永于地理之学多有撰著，成《春秋地理考实》四卷，戴震称他精“推步、钟律、声韵”之学。戴震本人深得乃师学问之全，亦精通此学。他以山川为主而求郡县，成《水经注》校注40卷。又成府、州、县志多卷，与修《汾州府志》、《汾阳县志》、《直隶河渠书》诸书。
总之，皖派朴学在其形成过程中，受西学的影响是毋庸讳言的：治学方法、治学目的以及治学领域上的关联证实了这一点。
以上所论的是皖派成因中与其赖以存在的“大环境”（乾嘉学术）成因相一致的部分。除此之外，尚有其“徽州因素”的存在，亦即前文已指出的：“徽州地理环境的影响”，“徽商的作用”，“新安理学向皖派朴学的演进”等3个方面的内容。分论如下：
（四）、地理环境的影响
地理环境对学派和学术风格的形成发挥一定的作用，人所共知，世无异词。章炳麟说：“视天之郁苍苍，立学术者无所因。各因地齐、政俗、材性发舒，而名一家。”1其弟子刘师培则羽冀师说，以“山国”、“泽国”之地区分学术，认为“山国之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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