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治学方法的关联。胡适在论述考证学方法的来历时，指出：考证学与西学两者有一定的关联。3从皖派学术来看，受西学方法论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梅文鼎毕生致力于历算学的研究，他说：“法有可采，何论东西”4。也就是说，他终身关心天文历算之学，中法、西法兼采。皖学另一先驱江永则私淑文鼎，历法专讲西学，时人以之“为西法所用”。从根本上说，西学乃是一种“质测”之学，注重对事物本质的发掘。而皖学先驱梅、江两人对天文历算的探讨，乃包含有由其中的“数”作为“通例”以寻求“根底”的意思。此点反映在他们的著述中，对“通例”的探求跃然纸上，戴震称江氏“长于比勘”，认为他于“经传中制度名物，必得其通证举世。”5江氏的由“比勘”以求“通证”的方法正是皖派学者走的那条“以归纳和演绎相结合，归纳为主”的治学方法。

第二，治学目的的关联。皖学诸师中，梅文鼎、江永等人于西学，尤其重视其中的天文历算之学，究其根本目的，乃在其“裨益民生”。6诚如戴震在评论西方科技时所说：“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7且戴氏本人也亲自参与实用器物的制作，他因西人龙尾车法，作《赢旋车记》；因西人引重法作《自转车记》。究其缘起，乃在“车人为溉器”，发明之可获“我稼我穑，时惟尔翼。我惟我息，时惟尔力。篝车穰穰，佐我康食”8之功。从这一点上来讲，皖派朴学的经世致用一面与西学的“裨益民生”是相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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