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应该看到此期的中国古典文学外播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此期向域外介绍中国文学的主要是外国人。他们或者是汉学家，或者是外交官，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学者。由于国度、民族、身份及看问题的立场、方法、角度上的不同，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理解、介绍及解释亦大不相同，众说纷纭，片面性与民族偏见参杂其中。这不仅不利于中外文化的交流，而且给各国人民正确认识中国造成障碍。二是介绍的内容不甚完全，如中国古典小说的西文译本节译多，全译少，致使外国读者难以完整、准确地了解全部内容。
三 外播祖国文化的先行者
鸦片战争以后，对于中国来说，十分迫切的任务就是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知识和经验，因此，西学东渐的出现和高涨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然而，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注意到东学西渐的意义和必要性，着手向域外介绍自己祖国的文化，堪称国人中外播祖国文化的先行者。王韬、陈季同、辜鸿铭等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王韬（1828——1897，道光八年至光绪二十三年），字紫诠，号仲弢，江苏吴县人。晚清著名思想家、学者。早年曾供职于上海墨海书馆，参与外国传教士主持的翻译西书的活动。1862年（同治元年），王韬因上书太平天国当局事而受到清政府的通缉，避难于香港，结识了理雅各。当时理氏欲将“中国经籍之精微通之于西国”[13]，正着手英译中国古学经典。《四书》英文本作为《中国经典》的一、二卷已经在港出版，其他各经籍的翻译工作进展得艰难而缓慢。他遇王韬，一见如故，便聘王为译书之助手。由于王韬的加盟，使译书工作进展大大加快。经过两人多年努力，至1865年（同治四年）7月，《书经》译述宣告完竣，作为《中国经典》第3卷刊刻行世。随后，《诗经》英译本《中国经典》第4卷于1871年（同治十年）、《春秋》和《左传》译本《中国经典》第5卷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相继发行。与其他中国古代典籍的译本相比，理雅各、王韬合译的《中国经典》，内容相对齐全，翻译水平比以前的同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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