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经学的复兴，以礼学的兴起发其先声。清初诸大儒惩于晚明王学的流弊，倡为“以经学济理学之穷”之说，且在此学术潮流的蕴育下，致力于兴复礼学的努力，遂揭开一代礼学复兴的序幕。而后进文化的满洲贵族，当其入主中原之初，便遭遇到难以克服的历史矛盾。为巩固其业已取得的政权，他们不得不对满汉文化的差异重新予以审视。在清初诸儒倡复经学、注重礼学的影响之下，以诏举“博学鸿儒”和开设“经学特科”为标志，清统治者通过崇儒重道，确立起维系封建统治的思想准则。礼学思想作为千百年来统治思想的一种文化积淀，理所当然地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扶植。《三礼义疏》和《大清通礼》的次第完成，以及此后所形成的《皇朝礼器图式》、《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等，即是这一方面成就的体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最高统治者好尚的引导之下，一时儒学名臣，如徐乾学、李光地、方苞、秦蕙田诸人，后先相继，于礼学皆有阐发，且进一步深化了礼学研究。其中，方苞历事康、雍、乾三朝，于《三礼》之学皆有深造，接武徐乾学、李光地之后，卓然自成一家言。其于有清一代三礼学之兴复深化，倡导探究颇为有力。兹试作梳理，以就教于前辈时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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