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周官》即周公所作。此一认识肇始于其早年所作《读周官》，其言曰：“呜呼！世儒之疑《周官》为伪者，岂不甚蔽矣哉！《中庸》所谓尽人物之性，以赞天地之化育者，于是书具之矣。盖惟公达于人事之始终，故所以教之、养之、任之、治之之道，无不尽也。惟公明于万物之分数，故所以生之、取之、聚之、散之之道，无不尽也。运天下犹一身，视四海如奥阼，非圣人而能为此乎？……是书之出，千七百年矣。假而战国、秦、汉之人能伪作，则《冬官》之缺，后之文儒有能补之者乎？不惟一官之全，《小司马》之缺，有能依仿四官之意，以补之者乎？其所以不能补者，何也？则事之理有未达，而物之分有未明也。”[25]其后，方苞再为《周官辨》以申其说。他指出：“凡人心之所同者，即天理也。然此理之在身心者，反之而皆同，至其伏藏于事物，则有圣人之所知，而贤者弗能见者矣。昔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代之政，盖有日夜以思，而苦其难合者。以公之圣而得之如此其艰，则宜非中智所及也。故《周官》晚出，群儒多疑其伪；至宋程、张二子及朱子继兴，然后知是书非圣人不能作。盖惟三子之心，几乎与公为一，故能究知是书之精蕴，而得其运用天理之实也。”[26]进而，方苞再为《周官析疑》，申之曰：“《周官》一书，岂独运量万物，本末兼贯，非圣人不能作哉？即按其文辞，舍《易》、《春秋》、文、武、周、召以前之《诗》、《书》，无与之并者矣。盖道不足者，其言必有枝叶，而是书指事命物，未尝一辞一溢焉，常以一字二字，尽事物之理，而达其所显，非学士文人所能措注也。凡义理必载于文字，惟《春秋》、《周官》，则文字所不载，而义理寓焉。”[27]由此可见，方苞对《周官》，推崇亦可谓至矣。
基于上述认识，方苞更进一步指出：《周官》本身不伪，其中与古不符者，乃刘歆所窜入。其言曰：“凡疑《周官》为伪作者，非道听途说而未尝一用其心，即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实者也。然其间决不可信者，实有数事焉。……若是者，揆之于理则不宜，验之于人心之同然则不顺，而经有是文何也？则莽与歆所窜入也。”方苞又通过对与实不相符数事，即“《周官》九职贡物之外，别无所取于民；而《载师职》则曰：‘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市官所掌，惟廛布与罚布；而《廛人》之絘布、总布、质布，别增其三。夏、秋二官驱疫，禬蛊，攻狸蠧，去妖鸟，驱水蛊，所以除民害，安物生，肃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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