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而以戈击圹，以矢射神，以书方厌鸟，以牡橭、象齿杀神，则荒诞而不经”的考辨，再次重申：“凡世儒所疑于《周官》者，切究其义，皆圣人运用天理之实。惟此数事，揆以制作之意，显然可辨其非真，而于莽事，则皆若为之前辙而开其端兆，然则非歆之窜入而谁乎？”[28]又其辨《媒氏》“仲春之月，大会男女，奔者不禁”为刘歆所窜，不无沉痛地指出：“呜呼！圣人之法，所以循天理而达之也；圣人之经，所以传天心而播之也；乃为悖理逆天之语所混淆，至于二千余年而不可辨，则歆诚万世之罪人也。”[29]事实上，方苞以上论断，并不准确。杨向奎先生曾指出：“《周官》所载制度，有确属宗周制度而无疑者，如井田。……若礼制包括礼仪、信仰及迷信行为，大体可信。以此，我们认为《周礼》可信，亦不可全信，也就是‘真伪参半’，‘真’是宗周是真，‘伪’是战国时人之所为，但与歆、莽无涉。望溪此说，实开清代今文经学之法门，此后刘逢禄遂倡刘歆伪造《古文经》说，如《周礼》、《左传》，清末康有为更张大其说，而有《新学伪经考》，泛滥无所止矣。”[30]虽然如此，方苞对《周礼》还是有其独得之处的。
以上述认识为基础，方苞又为《周官》作《集注》。其叙因缘曰：“余尝析其疑义以示生徒，犹苦旧说难自别择，乃并纂录合为一编，大旨在发其端绪，使学者易求，故凡名物之纤，悉推说之，衍蔓者概无取焉。”之所以如此，他认为：“盖是经之作，非若后世杂记制度之书也，其经纬万端，以尽人物之性，乃周公夜以继日穷思而后得之者。学者必探其根源，知制可更而道不异。有或异此，必蔽亏于天理，而人事将有所穷。然后能神而明之，随在可济于实用。”[31]此一认识，是方苞学宗程朱义理之学为学宗旨的运用，亦是其融会贯通《三礼》的结果。继此，方苞于任三礼馆副总裁时，又担纲《周官义疏》的编纂，将其前此对《周官》的研究所得倾注在里面。《周官义疏》成前，方苞在辞礼部侍郎衔时有言：“窃思《三礼》之书，自前世未经釐正，而《周官》之翳蚀尤多。……臣用功四十余年，尚未能得其会通；若不及臣精神犹可勉强之时，早完此书，恐衰疾日深，昏疲益甚，讨论不能精密，前后或有牴牾。”[32]及《周官义疏》成，于乾隆六年（1741年）呈上，“上留阅兼旬，命发刻，一无所更”[33]。可见，其所见还是颇得时人认可的。不惟如此，三礼馆开之初，其所草《拟定纂修三礼条例札子》，亦成为纂修《三礼》的思想指导。其中，他所拟分六类，即“一曰正义：乃直诂经义，确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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