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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父、兄的引导下，方苞虽乡试落第，但其所为文却愈见深醇、朴健。与之同时，对于经学，方苞亦颇究心。苏惇元所作《年谱》云：“循览《五经注疏大全》，以诸色笔别之，用功少者亦三、四周。其后昆山刻通志堂《宋元经解》出，先生句节字划，凡三次芟薙，取其粹言而会通之，二十余年始毕。唐、宋以来诂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偶举一节，前儒训释，一一了然于心，然后究极经文所以云之意，而以义理折中焉。”[⑦]这为其此后研治《三礼》、《春秋》打下了基础。然而，真正使其名声大噪的，还是其所作文章。方苞早年受知于高裔，及后随高旅居北京，以文会友，其锋角渐露。而其“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的立身旨趣，更赢得公卿显贵的注目。李光地曾论之曰：“当与韩、欧争列，北宋后无此人也。”[⑧]然万斯同却不以为然，训示方苞道：“子于古文，信有得矣。然愿子勿溺也！唐、宋号为文家者八人：其于道粗有明者，韩愈氏而止耳，其余则资学者以爱玩而已，于世非果有益也”，并期以“明道觉民”为事。这一告诫，对方苞来说，乃一为学路向的转机。方苞称：“余辍古文之学而求经义，自此始。”[⑨]前述其致力于宋元经解，亦因缘于此。此后，在刘言洁及刘拙修的激励下，方苞更专意于此。其自述前后思想的转变过程曰：“仆少所交，多楚、越遗民，重文藻，喜事功，视宋儒为腐烂，用此年二十，目未尝涉宋儒书。及至京师，交言洁与吾兄（指刘拙修——引者注），劝以讲索，始寓目焉。其浅者，皆吾心所欲言，而深者则吾智力所不能逮也，乃深嗜而力探焉。然尚谓自汉、唐以来，以明道著书为己任者众矣，岂遂无出宋五子之右者乎？二十年来，于先儒解经之书，自元以前所见者十七八。然后知生乎五子之前者，其穷理之学未有如五子者也；生乎五子之后者，推其绪而广之，乃稍有得焉。其背而驰者，皆妄凿墙垣而殖蓬蒿，乃学之蠧也。”[⑩]这一思路的转变，固然启益于万斯同、刘言洁、刘拙修诸人，更主要的还是他自己致力于《宋元经解》的结果。不过，方苞研治经学的历程却非坦途。其《与谢云墅书》曰：“仆以窘穷，授经客游以自活，近十年矣；资求于人，不得任胸臆，鸡鸣而起，惫精越神，舍己所务，以事人之事。其得执古人书，沉潜反复者，计唯山行水涉、旅宿余闲，与夫向晦独坐，人事歇息之候耳。”[11]这还只是外在因素。至其思想的磨砺，更甚于此。其叙删《宋元经解》经过曰：“仆始从事于斯，以为一家之说未遍，则理或有遗而心弗能餍也，虽至肤庸，甚者支离谬悠，而一语未详，终不敢决弃焉。及遍一经，然后知三数大儒而外，学有条理者，不过数家，而就此数家之中，实能脱去旧说，而与圣人之心相接者，盖亦无几。因复自惜，假而用此日力，以玩索经之本文，其所得必有过此者；然积疑之义，未安之诂，发书终卷，必一二得焉，则又治经者所不可废也。……矻矻于车船奔返、人事丛杂中，盖二十余年，而后诸经之说粗毕。”[12]即此来看，方苞于学，既艰且勤。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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