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的上述为学取向，最明显地体现在其对《三礼》的研治上。而其学术成就，亦以《三礼》学为著。其于《三礼》，肇始于授经生涯研治《宋元经解》之时，44岁后更潜心于此。嗣后，遂有《礼记析疑》、《丧礼或问》、《周官辨》、《周官集注》、《周官义疏》、《仪礼析疑》之结撰。

方苞治礼，其特色有二：一则长于以义理说礼，而不专究于名物制度之考辨；当然，其所考辨亦有精到者。二则说礼意在贯通，于《三礼》参互印证，且能引他书证己见。他曾曰：“注疏之学，莫善于《三礼》，其参伍伦类，彼此互证，用心与力，可谓艰矣。”[20]又其《书辨正周官戴记尚书后》曰：“余以《王莽传》辨《周官》所伪乱，循是以考《戴记》、《尚书》及子、史、传、注，然后知舍莽政之符验，《周官》无可疵者。”[21]又其《与鄂少保论丧服注疏之误书》曰：“孔、贾作疏，惟宗郑注，后儒遵守，于《丧礼》之大经，承误而不知其非者，约有数端；犹幸其纲领尚存于《春官》司服，而散见诸官者，一一可征，参以《仪礼》、《戴记》，其谬悠可得而正也。”[22]此即其治礼宗旨，亦是其治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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