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以以白衣入直南书房。当时，清廷为编纂乐律、数学等书，开馆于畅春园内蒙养斋，方苞奉命预修《律旨正义》。自是，方苞益受重视。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他任武英殿修书总裁，并荣获《御制分类字锦序》校勘之任。世宗继位，赦免方苞全家出旗归籍，优礼有加。他曾对方苞曰：“汝昔得罪，中有隐情。朕得汝之情，故宽贷汝。然朕所原者，情也。先帝所持者，法也。先帝未悉汝情，而免汝大刑，置诸内廷，而善视汝，是汝受恩于先帝，视朕有加焉。如汝感朕德，而微觉先帝未察汝情，不惟亏汝忠，亦妨朕之孝。汝思朕德，即倍思先帝遗德，则汝之忠诚见，而朕之孝道亦成。”[③]此番话语，使方苞为之感激涕零。从此，方苞愈勤于所职，并屡受重用。方苞以雍正三年（1725年）复任修书总裁原职为基石，于九年（1731年）冬升为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第二年升任侍讲学士，十一年（1732年）擢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继以总裁、副总裁身份主持《一统志》馆及《皇清文颖》馆事。入乾隆朝，再入南书房，奉命编选明末及清初《四书》制义。三礼馆开，方苞以副总裁赞修《周官义疏》。其后，因为同僚所忌，其议多受阻格，亦由此引起高宗不满，遂于乾隆四年（1739年）被革去侍郎职衔及一切行走之处，专任《三礼》馆修书事。翌年，方苞以翰林院侍讲衔告老还乡。此后八年，他致力于《仪礼》之研究，至其辞世前一月，终于著成《仪礼析疑》一书，走完了其一生的坎坷历程。
方苞虽然沉浮于宦海，然其为学则并没因之中辍；相反，随着职位的升迁，其学问愈有长进。方苞之学，启蒙于其父、兄。他于《与吕宗华书》中称：“仆幸童稚时，先君子口授经文；少长，先兄（即方舟，字百川——引者注）为讲《注疏》、《大全》，择其是而辨其疑。”[④]本来，其父仲舒长于诗，与一时耆旧钱澄之等相倡和，但他并不想让儿子步其后尘，故以其“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即“必读书之深而后见道也明，取材也富，其于事变乃知也悉，其于情伪乃察也周，而后举笔为文，有以牢笼物态而包孕古今”[⑤]来引导方苞。而其兄舟治时文应“理正而皆心得，辞古而必己出”[⑥]的主张，亦深深影响了方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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