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我们只注意以上所引上谕的内容，很容易得出学界对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传统理解。但是，该上谕后面一段话，似应引起人们的注意，“惟各国既定和约，自不致强人所难。著于细订约章时，婉商力辩，持以理而感以情。各大国信义为重，当视我力之所能及，以期其议之必可行。此该全权大臣所当竭忠尽智者也”。 

结合清廷大臣在对外赔款问题上的上述外交努力（当然是不成功的），及2月14日上谕的后一段文字，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即清廷的上谕是要求议和大臣奕劻、李鸿章，必须“竭忠尽智”，与列强切实相商，不得在赔款等问题上漫天要价，任意要挟，以尽可能少的“中华之物力”，来“结与国之欢心”。 

三、 清廷官员的外交“磋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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