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国上下交困。根据总税务司赫德的估计，在四五十年内，中国对外赔款“连借款利息计算在内，共需十数万万”。这就意味着中国每年须再多筹出三千余万两白银。中国财政原本即万分拮据，濒临崩溃，“若再加三千万，竭天下脂膏，不足还债，何以立国？”在此，盛宣怀说得十分明白，中国如对外大量赔款，将不堪重负，无以为国。
盛宣怀认为，中外正式签订条约之前，彼此间可有说帖、照会往来，中国应该，而且必须利用这一时机，与列强进行必要的交涉。目前“若不（就赔款数目等）切实引申（剖辩），恐后难磋磨”。为此，他不但致电清廷议和大臣奕劻、李鸿章，而且致电清军机大臣荣禄、王文韶、鹿传霖等，希望清廷内外早做切实准备。盛宣怀特别致电奕劻、李鸿章，提醒他们在与列强讨论赔款问题时，切不可言中国当量力而行，“若只云量力，彼谓用西人西法，力必有余，恐其侵我财政”。[12]于此，我们可以看出，盛宣怀明确要求清廷对外交涉赔款问题之时，不能只讲“量中华之物力”，而应通过外交交涉尽可能多地保持中国的财政主权，尽可能少地对外赔款。
事实证明，此时的盛宣怀于清政府的对外交涉，具有很大的影响。
为筹集对外赔款，清政府曾力图说服列强同意中国提高海关税率。海关税的征收对象，主要是各国来华商人，因而遭到列强的强烈反对。列强为了最大限度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和财富，从中国获得最大赔款，则要求清政府进一步对中国广大人民加捐加税。清廷官员对此表示忧虑与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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