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2月14日，慈禧又发出上谕，要求奕劻、大学士李鸿章‘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就是说，要将中国的一切物质财富，有多少就拿出多少来讨好帝国主义，以博得他们的欢心，换来自己的反动统治”。[④]徐凤晨、赵矢元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也极其明确写道：“西太后还厚颜无耻地说，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决心以最大限度的卖国，争做帝国主义‘欢心’的走狗”。[⑤]甚至有人为此而怀疑这一上谕的真实性。季云飞先生撰文说：“以往所有史著都认为慈禧在接到议和大纲后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笔者核查了上文提及的1901年2月14日上谕，只有‘结与国之欢心’，无‘量中华之物力’，看来前半句是后人加上去的”。[⑥]
笔者于大学本科学习期间，也曾对这一上谕内容的真实性产生过怀疑，认为义和团运动以后，清政府为维持其反动*统治，的确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出卖国家与民族利益，以换取西方列强的欢心。但无论如何也不大相信清政府会无耻到将这一思想，毫无遮掩写入堂堂的上谕之中。如此一来，清廷在国民心目之中，还有什么权威？清政府面临的不是其政权是否可以存在的问题，而是完全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大约20年前，笔者专门为此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调阅了清廷的上谕档。当该上谕中“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十二个字，赫然映入眼帘之际，我顿感无比失望、无奈。
当时，笔者承认，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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