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疆沦陷以后，曾国藩就曾鼓吹“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一八七四年五月，日本入侵台湾，海防告警，李鸿章更以加强“海防”为幌子，胡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要求对已经出塞或准备出塞的军队“可撤则撤，可停则停”[11]，公然主张放弃西北大片领土，出卖民族利益。在李鸿章的带头鼓噪下，一时间“边疆无用”论、“得不偿失”论甚嚣尘上。一八七五年二月，刑部尚书崇实上奏说，新疆即使收复，“万里穷荒，何益于事？前大学士曾国藩曾有暂弃关外之谋，今大学士李鸿章亦有划守边界之请，洵属老成谋国之见”[12]。一些地方督抚在李鸿章的直接唆使下，也纷纷出来反对收复新疆的计划。河南巡抚钱鼎铭要求将驻扎甘肃前线的“毅军”调回本省，他直言不讳地说：“直隶督臣李鸿章与臣函详及此，以为关外祗宜屯垦缓进，不宜添兵大举，致虞饥溃。”[13]无疑，李鸿章之流的反对，是收复新疆的主要障碍，如不彻底批驳其谬论，西征势必半途而废。一八七五年四月十二日，左宗棠上了一道约五千言的奏折，详细论述了收复新疆的必要性。他首先肯定“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然后分析了当时形势，进而指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14]左宗棠的意见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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