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头;骆驼29,000头。而这些对繁重的运输量来说,仍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出征的士兵,除武器、装备外,还不得不裹带一部分粮食行军。为了加快运输速度和扩大运输量,左宗棠很注重组织民运。他认为“转运一节,固非藉资民力不可”[24]。既要借助民力,自然要爱惜民力。因此,他对出关军队强拉民间牲畜,甚至扣留不还的扰民行为十分震怒。在给金顺的信中,他严词指责说: “天下事不外人情物理。乌有倒行逆施而能济事者乎!用兵所以卫民,今卫民之效未闻,而虐民之事则无不毕具,不知主兵者于目前事势、日后事势亦曾涉想否?”[25]
经过左宗棠多方设法,分途采运,到一八七六年初夏军事行动即将开始时,已在安西、哈密、古城子、巴里坤等前沿地区集中了二千四百八十万斤军粮。其他军需物资的补给,左宗棠也做了妥善安排,他在上海设立“采办转运局”,负责购运枪炮、*,筹借外债,收集情报,在汉口设后路粮台,转运上海军需,在西安又设一个总粮台和一个军需局。早在一八七一年已创设甘肃制造局,一八七五年又在兰州建立火药局,以就近供应*。
筹粮、筹转运固然很不容易,但相比之下,筹饷的困难更大。当时,清政府的财政已是艰难竭蹶,捉襟见肘,要打仗却拿不出钱。左宗棠一年的军费支出约需银八百多万两,实际只能收到五百多万两,即每年要短缺三百万两。所谓“海防”之议起,各省实解的西征“协饷”(当时西征军费由各省、关分摊)更只剩下二百几十万两。“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此情景,左宗棠“昼夜焦急,无从设措”[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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