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招商办运吉盐：承办吉盐之盐商分为坐商和运商两种，坐商负责捞盐，运商负责将盐运至吉盐引地行销。因坐商必须“熟习地利”，在甘肃就近募充。（注：参见阿旗档：101-4-79，第105页。）运商最初拟由河东运商一并承办，但吉池与河东盐池相距三千余里，路远费重；河东运商到此人地生疏，必多窒碍；再者，河东盐引课较多，获利自厚，而吉盐引课有限，获利菲薄，基于此，河东运商皆不愿承办吉盐。（注：参见阿旗档：101-4-80，第14页。）经议准两地分别招商，各办引地。
由于吉盐量多质优，在整个阿盐体系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吉盐的充公，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阿盐的充公。在清政府看来，阿盐归官招商办理，改私盐为官盐，克服了其大肆侵灌内地盐区等问题。
4.嘉庆十七年以后，阿盐的发展遇到很大阻力，日渐衰退。
吉盐归官虽在初期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此后吉盐连年亏课误运、壅滞难销，相关的章程则旋议旋改，屡经更张，“官民商夷交困”，（注：张穆：《蒙古游牧记》卷11《阿拉善额鲁特蒙古游牧所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日渐成为河东盐政的负担。嘉庆十七年，清政府只得停办吉盐，将吉兰泰盐池归还阿拉善亲王。
清政府将吉盐归还阿拉善亲王之后，为避免重蹈此前阿盐侵犯内地盐区之覆辙，对其运销做出严格规定：只准车载骡驮由陆路运贩，不准水运；（注：参见阿旗档：101-4-85，第148页。）只准阿旗境内蒙古人自行捞盐贩运，不许阿拉善亲王组织人员行运销售。（注：参见阿旗档：101-4-89，第69页。）乾隆五十一年之前，清政府虽然对阿盐的水运也进行过封禁，但对阿盐从磴口到托克托城之间的水运尚不曾禁止，而此次的水运*则更为苛刻，明确所谓“不准水运”是指“自磴口以下一概不准水运”。（注：阿旗档：101-4-86，第129页。）可见清政府对阿盐防范之严。这些规定严重束缚了阿盐的发展。与此同时，阿盐还受到了其他蒙盐的冲击。晋北地区原本主要是阿盐的控制范围，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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