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2；卷1，页51；卷1，页13；卷2．页22，）他督军每收复一地，即遵从时任陕甘总督，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左宗棠的指示，设置善后局，派令军中幕僚担任局员，承担起临时地方政府的职能。善后局首要任务是安集流亡，招徕逸民，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在善后局设立过程中，一部分爱国爱乡的伯克被安排做些事务性工作，一切听从局员安排。即使这样，刘锦棠也面临不少难题。如阿奇木伯克品级普遍是三、四品，而局员或州县官员最多才六、七品，“枝大于本”。上下不顺。为此刘锦棠提出“郡县设定后，拟将回官各缺暨阿奇木伯克等名目概行裁去，各厅州县另行酌设头目数额，略如各省办公绅士，不可以官目之。遇有缺额，即行就地选举，出具切实考语，详由该管道转请边疆大员发给委牌。惟须照回官向例，拨给地亩，作为办公薪资，免滋需索侵吞诸弊。”（《刘襄勤公奏稿》卷3，页44；卷3，页48；卷2，页31；卷2、页33；卷2，页35；卷3，页25；卷2，页51；卷2，页23；卷2．页24；卷3，页45；卷3，页52一53；卷8，页21；卷3，页2；卷1，页51；卷1，页13；卷2．页22，）这就从根本上废除了伯克制度，只是为了社会安定，将部分伯克作为乡绅，仍可保留原有顶戴，照旧拨给土地作为工作所需的薪资。
刘锦棠从既成事实出发，顺应历史朝流，奏请朝廷对旧的各种伯克予以革除，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革，为以后郡县制在南疆地区顺利实施铺平了道路。伯克官职不再存在了，然而有文化、有地位、有统治经验的伯克依然作为地方上层人士存在着。其剥削方式逐步由徭役形式向徭役制和分成制相结合形式转化，在某种程度上农民的负担得以减轻，农民得以摆脱领主制的束缚，开始向自耕农转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二、推行清朝律令
考虑到地域、宗教及民族风俗习惯的不同，乾隆统一新疆后因俗施治，在新疆没设郡县的广大地区没有完全推行清朝法律法令，民事案件一般按照各自的宗教法与习惯法办理。比如，杀伤人命案向来都是依民族习惯法由凶犯出银几两至数十两给死者亲属了结，并无*者偿命一说。刘锦棠入新后，见到土豪恶霸“视*为儿戏，而抢劫之风亦因之日甚”（《刘襄勤公奏稿》卷3，页44；卷3，页48；卷2，页31；卷2、页33；卷2，页35；卷3，页25；卷2，页5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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