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亚圣”孟子也称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他指出:这个“夷”字,“不过方域之名,自古圣贤不以为讳也。”至于“虏”字,“加之本朝,尤为错谬!”他承认满州居东海之滨,可以称“东夷人”。但清朝已为天下主,“不忍”将“穷边远缴”的民族“以虏视之”。而今“中外一家,上下一体”,怎么能以“形迹相歧视”呢?他强调:“满、汉各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分别也。”[21]
世宗释“夷”为地理方位,符合古义,与古人的解释并无区别,如同民族籍贯,本无“中外之分”。他把满、汉等各民族看成是“一家”、“一体”,仅是居住地域不同而已。这就是民族“大一统”的思想,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新理论、新思想!
他针对汉族士大夫中存在的传统的“华夷”观,给予严厉批判。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吕留良认为:“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义。”他斥责“夷狄异类,詈如禽兽。”[22]更为著名的王夫之持同样观点,称:对少数民族“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23]如此著名的学者,在民族问题上,表现得如此低下、陈旧而落后,民族观更为腐朽,远远地落到了时代的后面。世宗痛斥吕留良等:在“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是“逆天悖理”!他斥责夷狄即禽兽的无理之说,指出:只有那些缺乏“伦常之理”的人才可以打入禽兽之列。人与禽兽的区别,就表现在是否符合“人伦”与“天理”,所以,“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显然,吕、王等人所主张,以华夷来区别人兽是极其错误的!世宗的见解则是正确的。
世宗进一步分析“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植”的原因认为是传统的华夷观和落后的民族观极大地限制了历代“大一统”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边疆地区往往被放弃,对那些边疆地区“不向化者,则斥为夷狄”,即使如“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他指责说,清朝之疆土开拓广远,“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24]!分析之深刻,摆事实之正,即当时的诸学者及先辈的思想家也应自叹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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