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因长城的经久存在而形成的人文地理、内外之别的传统观念,是巨大的历史惰力,严重障碍“中国”大一统的发展。
应当指出,实践“大一统”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对待边疆地区及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质言之,对边疆地区能否真正统一是衡量“大一统”实践的重要标准。
从秦到清之前,近2000年间,历代王朝始终坚持内外有别,华夷之辨的传统的治边思想,坚守长城这道藩蓠,对中原地区及长城外与其它边疆地区采取不同的统治方式,亦即统一的形式明显不同。在长城内,汉族聚居区,广设郡县,由中央直接派官统治;在长城外及其它边疆地区实行“以夷治夷”及“因俗而治”的政策,即任命当地的部落酋长,授以官职,自行管理,以朝贡的方式,定期向中央王朝缴纳贡品,保持*上的隶属关系。这就是历代所实行的“羁縻制”统治。严格地说,这种间接的统治方式,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因而是不巩固的,也是不可靠的。
清以前,历朝历代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边疆问题,也就是说,还没有真正实现对边疆的统一。如前已说明,历代坚持“华夷之辨”,视少数民族为“禽兽”、“犬羊”,以少数民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6],采取严格限制,严加防范的政策。例如,分隔华夷,严加限制边疆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凡朝贡的民族无论从长城入,还是从南方入中原朝贡,限定人数、限定时间、地点,连贸易的时间也受到限制,不能满足少数民族的经济要求;中央王朝特别是地方盘剥侵夺少数民族的利益等,都激发成民族矛盾。清代人总结说:“当中国治则通而来宾,不治则叛而互相吞并,争为雄长。至土马日强,土宇日广,恒与中国为敌。”[7]在历史上,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冲突乃至大规模战争,难以计数,26史中,史不绝书。如,西周时,北方戎狄不断“侵暴中国”,杀幽王于骊山脚下,逼周王东迁。秦时,胡人一再内侵,被逼修长城;西汉时,匈奴强大,迫使汉行“和亲”之策。景帝时,还向匈奴表示:“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于单于;长城以内,寇带之室,朕亦制之。”以长城为界,实行民族分治,显见汉朝力所不及,故作此大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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