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的佐证。一是“昭信股票”的流产。晚清政府于1898年决定发行国内公债即“昭信股票”，总额为1亿两。但最后全国认购的总数仅1000万两左右。这说明社会根本没有能力对政府的财政政策作出积极的反应，也说明了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二是各项税收不能足额。鸦片战争后，人民已经根本纳不起税，这不能不影响政府税收的完成。例如1842年的税收实额只占应征额的85.69％，1845年也只占到89.90％。(26)社会既已贫困到如此程度，再怎样专制残暴的政府也不可能自如其意地征收捐税。任何统治都是有限度的。从中外历史看，我们还没有一个贫困的社会能支撑起一个殷实的国家的经验例子。
晚清时期由社会贫困化导致的政府贫困化，除人祸如战争外，还有天灾等的自然因素。在19世纪40年代，仅黄河的郑州决口、河南与陕西的两年大旱灾以及东南六省的水灾，就耗用了晚清政府几百万两的资金用于赈灾。
三 政府权威衰微——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影响
当代的现代化发展理论表明，由于后发型现代化社会缺乏产生成熟的市民社会的内在条件，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强有力的国家、政府从社会的外部去推动。其实西方发达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初期阶段，虽然市场等市民社会因素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国家依然是社会制度创新不可或缺的因素。(27)西方社会的兴起是与各种社会力量造就并支持一个能够保护人们财产权的强有力的政府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社会*的现代化如近代民主*的产生是王权与新兴资产阶级之间在财产权、财政问题上斗争和妥协的产物。从此，西方国家就一直很重视国家财政的建设。当时强有力的封建王权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前提。马克思就指出过，在当时，王权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因素。然而，晚清时期的中国却相反，王权并不代表社会的进步要求，人民不可能指望依靠它来实现社会秩序的安定、经济的繁荣、国富与民强。尽管晚清政府作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最初始的努力，曾有过一些应付危机与压力的现代化试验，但它*上的软弱无力使它没能承担起现代化的历史重任。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晚清时期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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