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以致沿海三十至五十里内，满目荒凉。有记载曰：“福建、浙江、广东、南京四省近海处各移内地三十里，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食之粮，饿殍已在眼前。如福清二十八里，只剩八里。长乐二十四都，只剩四都。火焚二个月，惨不可言。兴、泉、漳三府尤甚。”[5] “初立界去海岸二十里，已犹以为近也，再缩二十里，犹以为近也，又再缩十里，凡三迁而界始定。堕州县城郭以数十计，居民限日迁入，违者辄军法从事，尽燔民间庐舍，积聚什物重不能至者，悉纵火焚之，著为令。越界外出者，无论远近皆立斩。地方官知情容隐者罪如之，其失于觉察者，减死罪一等。功令既严，奉行者惟恐后期，于是四省濒海之民，老弱转死沟壑，少壮者流离四方，盖不知几百万人矣。”与此同时，清廷又在法律上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棉出境贸易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官吏庇纵者同罪。而且，“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6]
“迁海议虽行，然延平（郑成功）海上之威曾不为之稍减”[7]，故清廷又接连重申*。清初的禁海令先后颁行五次，除了顺治十二年、十三年外，在康熙年间还有三次，即康熙元年、四年、十四年 [8] 。并一再严申：“如借端在海贸易，通贼妄行，地方保甲隐匿不首，照例处绞，守口官兵知情者以同谋论处斩，不知情从重治罪。”[9]
然而，由于禁海迁界对沿海数省社会经济的破坏极为惨烈，地方官多有上疏非议者。早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月，便有平南王尚可喜上疏要求停止内迁沿海居民。据记载，是月，尚可喜奉旨与两广总督李棲凤勘海后，即上疏为迁民请命，疏中“述粤东沿海二千余里生灵数百万，室卢（庐）在是，产业在是，祖宗坟墓在是，一旦迁移，流离失业，深可悯痛，哀请宸恩。”[10] 任职福建总督多年的李率泰虽是禁海政策的倡行者，但康熙五年〔1666年〕，在他临终前，却遗书请求展界。他说：“海贼远窜台湾，奉旨撤兵，与民休息，洵为至计！……数年以来，令海滨居民迁移内地，咸苦失其故业。宜略宽界限，俾获耕渔，庶稍甦残喘。”[11] 清廷虽未准行，但弛禁和开界已为相当多的地方官员所倡导。约在康熙七年（1668年），在郑氏已退居台湾的情况下，清廷开始弛海禁，并以广东先行。
据记载：“（康熙）七年，上遣都统特锦等会勘广东沿海边界，设兵防汛，俾民复业。”时周有德任两广总督，疏曰：“比外界迁入内地之民，颇苦失业，今闻沿海设兵，许迁户仍归旧地，莫不踊跃欢呼。第海滨辽阔，若使勘界既明始议安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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