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与此同时，康熙对海上贸易也作出若干规定予以限制。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关于出海贸易的申报。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五月，准“浙江沿海地方请照山东等处见行之例，听百姓以装载五百石以下船只往海上贸易捕鱼，预行禀明该地方官，登记姓名，取具保结，给发印票，船头烙号。其出入令防守海口官员验明印票，点明人数，至收税之处交与该道计货之贵贱，定税之重轻，按季造册报部。”[44] 闽粤两省亦“许用载五百石以下船出海贸易”[45]，一应手续与浙江同，但五百石以上大船皆在禁例。二是对携带军器进行限定。同年十月规定：允许满汉商民出洋贸易，唯不准将硝磺军器等出洋。“若有违禁将硝黄、军器等物私载在船出洋贸易者，仍照律处分。”[46] 二十四年（1685年）十月，经九卿会议题准，“飘洋船只军器理应不准带往，但商船在大洋往来，若无防身军器，恐致劫掠亦未可定。嗣后内地贸易船只防护火炮军器等项，照船只大小、人数多少，该督抚酌量定数，起程时交与收海税官员并防守海口官员查照定数，准其带往，回时照原数查验，其一应禁物不许私行夹带等，因具题通行在案。”[47] 可见，商人由不准携带军器出洋，到可在限定的范围内带军器出洋，表明清朝政府在加大对海上贸易的扶持力度。 

总体来说，惠民惠商的海关政策，对沿海居民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六月，据福建巡抚张承举疏言，闽海关监督殷连礼曾“详称民间采捕鱼虾并贸易糊口之物，承旨俱免收税，今逐一确查分析”，闽海关所辖地方一年内，即有“应免税银六千四百九十四两有奇”，其蠲免税额之多可以想象。而且，其“著为则例，永远遵行。”[48]  

而开海之后，发展最为迅速的还属海上远洋贸易。康熙初年，受禁海政策的影响，清朝的海上对外贸易也处于停滞的状态，有规定曰：外国非贡期不得贸易。开海禁后，“时沿海居民虽复业，尚禁商舶出洋互市，施琅等屡以为言，又荷兰以曾助剿郑氏，首请通事，许之。”[49]  所以，开海之后，继允许沿海商民出海捕鱼之后，又进一步允许商民与海外各国进行贸易往来。于是，“自海禁开，常关外始设洋关”[50]，“准暹罗贡船在虎跳门市易”，听民贸易，“免各国贡船纳税”，即对外贸易同样实行优惠政策。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在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的奏请下，清廷降低关税。宜尔格图曰：“粤东向有东西二洋诸国贸易，市舶司收税。明隆庆五年，定丈抽之制，按船大小为额，西洋船九等，东洋四等，国朝因之。但往日多载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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