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三月的九卿会议，诸官僚也达到了共识，四月，再经户部、兵部会议，认为应如所请。[64]  并就张鹏翮所题诸项作出更加具体的规定。如乘坐出洋船只“不曾损坏，竞造船只带来者，将船只军器入官，商人照打造违式大船在海行走例治罪；如暗带外国之人，偷买犯禁之物者，俱照收买违禁货物例分别轻重以治罪；如海关监督并防守海口官员、地方官员不行查出、或被旁人首告，该督抚、提督将失察官员指名题参，交与该部议处。俟下令之日，行文浙江、江南、广东、福建督抚、提督并四海关监督等遵行可也。”[65]  

然开海之后，除了孳生商人与外国人私相往来的弊端之外，对于清政府而言，还因为海外私人贸易的发展，将众多的商民吸引至海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漕粮的海上运输。三十五年（1696年）二月，康熙颁上谕说：“从天津海口运米，但以新造船与商船转运尚恐船少，应遣人往福建将军督抚处劝谕走洋商船使来贸易，至时用以运米，仍给以雇直，其装载货物，但收正税，概免杂税费。”[66]  此外，载米出海私卖，商民滞留海外不归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凡此等等，都引发朝中人士的担忧。 

于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二月，都察院佥都御史劳之辨上“请严申海禁暂撤海关”一疏，禁海之议复起。康熙极为重视，即命户部会议。旋即户部遵旨议复曰：“查自康熙二十二年（应为康熙二十三年）开设海关，海疆宁谧，商民两益，不便禁止，至奸商私贩，应令该督抚提镇于江南崇明、刘河、浙江、乍浦、定海各海口加兵巡察。除商人所带食米外，如违禁装载五十石以外贩买者，将米入官，文武官弁有私放者即行参处。得旨，著如议行。江浙海口禁止私贩船只，著部院保举贤能司官前往巡察。”[67] 清廷虽然针对海上违禁私贩事例，发布了有关的*，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九年后禁止南洋贸易的前奏。但却并无关闭海关之意，也并未影响到清廷在海上贸易所实行的开放政策。 

而后，康熙五十年（1711年）正月，给事中王懿上“请禁止海上商贾” 疏，康熙依然不允。他说：“该管地方文武官能加意稽察，尽力搜缉，匪类自无所容，岂可因海洋偶有失事，遂禁绝商贾贸易。王懿所奏无益，下所司知之。”[68]  这一时期，地方官多有以海上盗贼横行，疏请申严海禁之事，但康熙一概予以驳斥。如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三月，户部尚书张鹏翮疏言：闽省沿海地方，值春秋二季，“令该总兵官亲身巡查，有海贼逃匿者，即行文广东、江南、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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