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皇帝统治汉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政权，始终怀有无法消释的猜忌与防范心理，“每以汉人为难治”。自开海禁之后，汉人远赴南洋贸易，每多不归，南洋不仅自明朝以来就聚居了众多的汉人，尤可虑者，它又是“红毛”与“西洋”来华贸易的中转地。朝廷中早已有人指出，“红毛之贸易者搬银，宜急禁也。”[84] 并认为：“中西关键全在南洋，今欲严中国门户之防绝外夷觊觎之渐，必自经营南洋始。”[85] 而康熙更是一向以为，南洋各国历来是“海贼之渊薮”，他担心“台湾之人时与吕宋地方人互相往来”，如若再与西洋各国勾结，在海上再形成与清抗衡的势力，也即唯恐在南洋出现又一个有如郑氏所据的“台湾”。所以康熙说：“即如海防，乃今日之要务，”“亦须豫为措置也”，故而禁南洋贸易。同时，海贼又与商人多有相通之事。四十六年（1707年）四月，康熙召福建提督吴英，吴英谈及海寇说：“海寇断不致蔓延……，然亦不能使不为小寇也。海中与城郭不同，城郭有里甲易查，寇盗无所栖止，海乃汪洋之水，贼乘一小舟到处藏匿，难以缉获。然而为盗者大都皆系商贩，本利亏折，不得已而为之者多，此即可为之海寇乎？”[86] 清统治者既然认为出海商人可以为寇，商人自然也成为其防范的重要对象。
简言之，康熙禁止南洋贸易的实质，一是禁止闽粤江浙的商民前往已被“红毛”、“西洋”占据的噶罗吧、吕宋等南洋地区，二是严防已经定居南洋的华侨再返回中国。其目的就在于，要割断内地人民与海外的联系，把内地与远洋而来的西洋人及留居海外心怀叵测的汉人完全隔绝开来，以防止汉人联合南洋以及“西洋”的外来势力颠覆清朝的统治。这正如乾隆年间任淮徐海道按察司副使的庄亨阳所说：“设禁之意，特恐吾民作奸勾夷，以窥中土。”[87] 所以可以说，清朝统治者是出于惧怕外国人支持汉人反抗清朝的心理，一再严申“华夷之别”的。乾隆时制订了各种“防范夷人章程”，目的也是要隔绝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任何交往。所以，禁防“民夷交错”，应当是康熙禁止南洋贸易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首要原因。
次之，当时清朝的国内外形势，也使康熙颇多顾忌与隐忧。其时，西北喀尔喀蒙古准噶尔部策妄阿喇布坦正准备入侵西藏，战事迫在眉睫。而大约与此同时，康熙与罗马教廷关系的紧张也趋于明朗化。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广东碣石总兵陈昂请禁开教堂传教，得到命准。其疏曰：“天主一教，设自西洋，今各省开堂聚众，此辈居心叵测，目下广州城内外尤多，加以洋船所汇，同类招引，恐滋事端。乞循例严禁，毋使滋蔓。”[88] 可见禁教不但与禁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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