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闽折总督觉罗满保所请，规定出海商民须具保结。曰：“海洋大弊全在船只之混淆、米粮之接济，商贩行私偷越，奸民贪利窃留。海洋出入，商渔杂沓，应将客商责之保家，商船水手责之船户货主，渔船水手责之澳甲同宗，各取保结，限定人数，出入盘查。并严禁渔船，不许装载货物，接渡人口。”[76] 二月十九日规定，严禁夷人夹带中国商民出海贸易。曰：“有澳门夷人夹带中国之人并内地商人偷往别国贸易者，查出照例治罪。如该管官盘查不实，徇情疏纵，从重治罪。”[77]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七月，又规定严禁出洋商船携带武器，由“兵部议复原任广东提督王文雄条奏，出洋商船不应携带军器，遵旨令山东福建浙江江南广东督抚公同定议，今各该督抚等会议具复皆言沿海各省出洋商船携带炮位军器应盖行禁止。”[78]
综合上述禁海内容大体涉及如下几个方面：一、国内商船可往东洋贸易，外国夹板船可来华贸易，惟南洋贸易禁止；二、禁止私运米粮出海，禁止卖船与夷人；三、禁止出海者滞留海外番国；四、禁止商船携带武器出洋；五、造洋船须报海关批准，出海商民须申明船只、货物及去向，并要出具保结；六、凡违禁者、知情不举者无论官民皆从重治罪。可见，这次海禁不同于清初的全面海禁，惟在禁止中国商人出海贸易，且*仅限于南洋，东洋不在禁例，荷兰、英国、葡萄牙等西洋商人也听其自由来华贸易，而出洋商民要受到种种限制。
清朝的开海贸易政策在实行了近三十五年之后又发生了如此重大的转变，其原因历来为研究者所关注。对此，根据康熙在其上谕中所阐述的内容，概括起来不外乎这样四点：其一，商人私运米粮出海贩卖，所谓“内地之米下海者甚多”；其二，出洋商人将船只出卖，“下海之船，回者四分，留在彼处者六分”；其三，出洋商人不归，“有留在彼处之人”；其四，“目今正北方用兵之时，海贼闻风妄动，亦未可知。”
对于上述禁止南洋贸易的原因，清人蓝鼎元皆不以为然，于雍正二年（1724年）作《南洋事宜论》逐一予以驳斥。他说：“闽抚密陈疑洋商卖船与番，或载米接济异域，恐将来为中国患。又虑洋船盗劫，请禁艘舶出洋，以省盗案。”然而“卖船与番、载米接济、被盗劫掠之疑，则从来无此事”。就内地之米偷漏出洋，卖与海外一事，蓝鼎元认为：“闽广产米无多，福建不敷尤甚，每岁民食半藉台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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