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日，康熙又谕内阁学士星峨泰等，就出洋船只的限制与检查事宜指示说：“尔等曾出江南海差，海船一年造若干应令报明监督，于出洋时将前报过造船人名与船只字号逐一查对，方不致隐匿。凡大船指称贸易领票出洋，每另泊一处，用小船于各处偷买米石载入大船，不知运往何所。乍浦地方有堤，一应货物必于此递运，他处大船不能出入，惟上海崇明等口甚属紧要。”[73]
正月二十五，兵部等衙门遵旨会同来京陛见的广东将军管源忠、福建浙江总督觉罗满保、两广东总督杨琳等，共同商定：“凡客商船只仍令照旧在沿海五省及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啰吧等处一概不许内地商船前去贸易，俱令在南澳海坛等要紧地方严行截住。并令沿海出口之处及浙江之定黄温三镇，并南澳、澎湖、台湾，并广东沿海一带水师各营严行查拿，从重治罪。其外国夹板船有来贸易者，照旧准其贸易，并令地方文武严加防范看守，不许生事。……嗣后一切出海船只初造时，即令报明海关监督并地方官，及造完时地方官必亲验印烙，取船户甘结方许给照，不许租与匪人。”[74]“并将船只丈尺客商姓名货物往某处贸易填给船单，令沿海口岸文武官照单严查，按月册报督抚存案。每日每人准带食米一升，以防风阻。如有越额之米，查出入官，船户商人一并治罪，至于小船偷运米粮剥运大船者严拿治罪。如将船卖与外国者，造船与卖船之人皆立斩。所去之人留在国外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月，该督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斩。沿海文武官如遇私卖船只多带米粮偷越禁地等事隐匿不报从重治罪。并行文山东、江南、浙江将军督抚提镇各严行禁止。从之。”[75]
而后的几年中，清朝又不断地对上述禁海措施进行补充和完善。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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