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等处地方协力擒剿。”康熙批驳曰：“张鹏翮所奏海上事宜率皆空言无补。”[69]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巡抚张伯行也屡奏“海中有贼”，请严出海船只的稽察，凡出海商船和渔船，一律在船身和篷上刻写商渔字样 [70]。并密奏“内地之米下海者甚多”，“将苏州米粮卖去”等。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二月，奉命钦差、吏部尚书张鹏翮依照康熙之意，疏参张伯行“捏造无影之事”、“诳奏”，请将其革职。康熙虽免革张伯行，却也认为张伯行多事，说“张伯行必深知贼巢，始奏称海上有贼，务将此贼察拿审明具奏。”[71] 显然，康熙并不相信张伯行所言，也无禁海之意。而令一个文职官员统兵擒拿海贼，更是康熙在有意为难张伯行。
然而，事隔一年之后，在清朝的海外贸易蓬勃发展之际，康熙自己却改变了主张，自五十五年（1716年）始，重新申严海禁，宣布严禁商船与南洋往来贸易，严令沿海炮台拦截前往船只，令水师各营巡查。这就是所谓“禁止南洋贸易”，是为清朝海上对外贸易政策的一大转变。
先是，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二十五日，康熙于畅春园召见大学士等人，谕之曰：“现今海防为要，前张伯行曾奏，内地之米下海者甚多，朕疑此米贩往何处？留心察访。至船上水手亦细细访问。海外有吕宋、噶罗吧两处地方，噶罗吧乃红毛国（荷兰）泊船之所，吕宋乃西洋（西班牙）泊船之所，彼处藏匿贼盗甚多。内地之民希图获利，往往船上载米带去，并卖船而回，甚至有留在彼处之人。且苏州船厂地方每年不断打造船只，朕所亲见。倘有军务用船，朕下旨令造数只，往往费至数万金，彼商人安得多金屡为修造乎？……外国无大桅与作龙骨之木，皆买我国商人船只。故此等下海之船，回者四分，留在彼处者六分。如查船数，祗以遭风溺水谎报而已。商船之人有数，海上行走亦不过七八更路程，所用口粮无几，其载往千百石之米特为卖与彼处耳。米粮贩往福建、广东内地犹可，若卖与外洋海贼，关系不小。”“朕意内地商船东洋行走犹可，南洋不许行走，即在海坛、南澳地方可以截住，至于外国商船听其自来。朕为此故，令浙闽总督、广东提督来京陛见，欲面谕之。”[72]
五十六年（17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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