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之以江浙。南洋未禁之先，吕宋米时常至厦，番地出米最饶，原不待仰食中国。”而“卖船与番”亦属无稽之谈。他说：“商家一船造起，便为致富之业，欲世世传之子孙，即他年厌倦不自出，尚岁收无穷之租赁，谁肯卖人？”且“番人造船比中国更固，……即以我船赠彼尚非所乐，况令出重价以买耶？”置于洋船盗劫之疑，蓝鼎元说，洋船航行远洋，而盗贼出没于沿海，不易相遇。且洋船高大，盗船矮小，即相遇也“非贼船所能偕行”，洋船“不俟与贼力战，但挽舵走，据上风可压贼船而溺之矣。”[79]
蓝鼎元为福建漳浦人，康熙末年，曾“观海厦门，泛海舟溯全闽岛屿，历浙洋舟山，乘风而南，沿南澳海门以归。”其族兄蓝廷珍曾任澎湖副将、南澳总兵等职，多次出巡外洋并缉盗。六十年（1721年）蓝廷珍又统师人台湾，蓝鼎元参其军事，并著有《平台纪略》。至雍正元年（1723年）蓝鼎元出任广东普宁知县、后又擢广州知府，并以“性伉直”及对东南沿海的渊博知识有名于时 [80]。所以，蓝鼎元所言“卖船与番、载米接济、被盗劫掠之疑，则从来无此事”，虽然不免有失于绝对，但以其沿海知情之人，所奏当有相当程度的参考价值。也正基于此，可以说上述清廷禁止南洋贸易的理由，并非其采取禁海措施的真正动因。而且，蓝鼎元还指出：“统计天下海岛，诸番惟红毛、西洋、日本三者可虑耳”，“今日本不禁、红毛不禁，西洋天主教布满天下，且以广东、澳门为彼盘踞聚族之区，而独于柔顺寡弱有利无害之南洋必严海禁而遏绝之，是亦不可以已乎！”[81] 的确，康熙不禁东洋与西洋，而独禁南洋不能不令人费解。
事实上，康熙禁止南洋贸易的真正动因，在上谕中已经有所披露，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康熙的禁海上谕更是集中阐述了他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海外有吕宋、噶喇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往年由福建运米广东所雇民船三四百只，每只约用三四十人，通计即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台湾之人时与吕宋地方人互相往来，亦须豫为措置。”[82] 所以，“不可不深思远虑”。 而持这种顾虑者又绝非康熙一人，不少官员也多以为远洋外国的商人中易产生“奸宄”。五十六年（1717年）九月，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以南洋贸易*下达之时，“西南洋船已于去年十一、二月北风盛发时开行，……彼处并未知禁洋不许潜往外国之旨。”所以，“以前因贸易出去，今无船可归，妻子在籍”，而且“此等人数甚众”，奏请将这些人“设法渡回。”但是，布政使王朝恩及署按察使杨本植却认为：“拨船载回外国居住人民，窃虑奸商船户借此出洋络绎不绝，是拨船载回一事实难轻议。”[83]
可见，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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